第六章 财聚人散的“闹剧”
自唐海生到上海起便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本是情报工作出身，虽有短暂的经济工作经验，但是他或者说他的上司低估了敌伪产业处理的难度。
因为成立时间较晚，以前接收的许多敌伪产业既不可能交还，帐册亦难以查找，而且由于它们和各机关尤其是有实权的军政机关在接收上的矛盾，它们的工作仍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而中国官场贪腐有几千年历史，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存在。在抗战最艰苦的民族存亡危难时期，仍然有国民党大员胆敢侵吞汽油、药品等重要抗战物资，然后倒卖以牟取暴利。国民党各级官僚，才回到沦陷区，就如狮子大开口，用权力狂谋私利，给沦陷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
唐海生本想通过何希龄从央行抽派一些专业人员，可是“清查团”的一系列作为再加上崔中石案子中他微妙的立场，何希龄断然拒绝央行趟这次浑水。
叶士钊便是这个时候被唐海生从“青干班”召回的。
唐海生拿着一叠告发信塞给叶士钊：“我知道你也没做过经济工作，就把它当做以前中统的情报工作好了，现在乱成一锅粥了。目前有几大乱像：一是抢，就是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房产和金银珠宝，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被占抢占了5000多幢；二是占，就是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已有，这也说不清了，各单位都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援引外人直接盗窃，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窃团伙；四是漏，就是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而移交物资经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
叶士钊把信塞回唐海生手里：“这如何能理清？！哪些是私产，哪些是国产？”
顾图南与魏若来也时刻关注这场发生在上海的“闹剧”。
魏若来：“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法币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办法，为1比200，以当前的物价指数计算，上海物价是重庆的约50倍，为整个法币使用区的约35倍，黑市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价不过是1比80。这就是说沦陷区老百姓手上所仅有的财产一―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了。”
顾图南：“这对不少国民党中高层领导将领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蛋糕。但这种野蛮、掠夺式的接收，会让沦陷区民众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甚至恨之入骨。”
上海央行
唐海生带着重新申请的密令找到了何希龄：“何老，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这次还得合作。”
何希龄：“孔先生已经不是央行总裁了。”
唐海生：“这是宋先生的意思。纺织业是此次接受的重点。上海是日本在华纺织业投资的主要城市。我们这次要接收61个日伪工厂以及他们的纱锭、布机、棉纱、棉布等一些列下游产业。”
唐海生把接收名单交给何希龄：“行长，接收这些产业后，央行还要负责对已经接收的其他金融机关及其财产进行结合，这是宋先生的意思。”
唐海生走后，黄从匀有些不解：“先生，我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央行来接收这些工厂产业。”
何希龄叹了口气：“我经常夸你这8年来脱胎换骨，就是这反应力上你还得加油，你父亲在这上面就非常优秀。”
黄从匀不好意思道：“我父亲是教育家不代表他对我的教育就一定优秀。”
何希龄无奈：“他们最大的兴趣不是工业，而是商业贸易。据我所知，他们通过接收开设了各种贸易公司，如蒋夫人的中美实业公司，宋家的孚中公司，孔家的扬子建业公司，陈家的太平洋兴业公司等。这些投机的商业机构，几乎都设在上海，垄断国内外贸易，操控买办业务。如扬子建业公司从事外贸业务，推销美货，垄断了国内茶叶、猪鬃的出口。”
何希龄顿了顿：“银行资本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四大家族掌控着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通过这些金融组织，接收了大批金融机关及其财产，垄断了金融业。就能通过这些金融机构来套取外汇，高利放款来敛财。”
黄从匀：“那我们为何还与虎谋皮？”
何希龄静静地看着他：“你知道上一个说这话的是谁吗？”
黄从匀：“是谁？”
何希龄：“崔中石。”
黄从匀惊讶地合不上嘴。
魏若来与顾图南将上海接收的情况一一向华东城工部报告。
刘晓看到报告感慨道：“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声誉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对它充满了期盼。但在接收敌伪财产过程中，这个政府的官员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弄得民怨沸腾，民心尽失。而最高当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不做严肃认真的追查处理，却一门心思搞独裁打内战，加剧了国统区经济崩溃的速度，彻底站到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政权必然要被人民唾弃。”
刘晓又将情况进一步整理向党中央汇报，中央回电：“我们今后在解放上海，接收上海的时候，必须吸取国民党的教训，坚决不能搞财聚人散的“闹剧”，坚决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
因为成立时间较晚，以前接收的许多敌伪产业既不可能交还，帐册亦难以查找，而且由于它们和各机关尤其是有实权的军政机关在接收上的矛盾，它们的工作仍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而中国官场贪腐有几千年历史，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存在。在抗战最艰苦的民族存亡危难时期，仍然有国民党大员胆敢侵吞汽油、药品等重要抗战物资，然后倒卖以牟取暴利。国民党各级官僚，才回到沦陷区，就如狮子大开口，用权力狂谋私利，给沦陷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
唐海生本想通过何希龄从央行抽派一些专业人员，可是“清查团”的一系列作为再加上崔中石案子中他微妙的立场，何希龄断然拒绝央行趟这次浑水。
叶士钊便是这个时候被唐海生从“青干班”召回的。
唐海生拿着一叠告发信塞给叶士钊：“我知道你也没做过经济工作，就把它当做以前中统的情报工作好了，现在乱成一锅粥了。目前有几大乱像：一是抢，就是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房产和金银珠宝，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被占抢占了5000多幢；二是占，就是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已有，这也说不清了，各单位都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援引外人直接盗窃，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窃团伙；四是漏，就是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而移交物资经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
叶士钊把信塞回唐海生手里：“这如何能理清？！哪些是私产，哪些是国产？”
顾图南与魏若来也时刻关注这场发生在上海的“闹剧”。
魏若来：“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法币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办法，为1比200，以当前的物价指数计算，上海物价是重庆的约50倍，为整个法币使用区的约35倍，黑市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价不过是1比80。这就是说沦陷区老百姓手上所仅有的财产一―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了。”
顾图南：“这对不少国民党中高层领导将领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蛋糕。但这种野蛮、掠夺式的接收，会让沦陷区民众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甚至恨之入骨。”
上海央行
唐海生带着重新申请的密令找到了何希龄：“何老，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这次还得合作。”
何希龄：“孔先生已经不是央行总裁了。”
唐海生：“这是宋先生的意思。纺织业是此次接受的重点。上海是日本在华纺织业投资的主要城市。我们这次要接收61个日伪工厂以及他们的纱锭、布机、棉纱、棉布等一些列下游产业。”
唐海生把接收名单交给何希龄：“行长，接收这些产业后，央行还要负责对已经接收的其他金融机关及其财产进行结合，这是宋先生的意思。”
唐海生走后，黄从匀有些不解：“先生，我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央行来接收这些工厂产业。”
何希龄叹了口气：“我经常夸你这8年来脱胎换骨，就是这反应力上你还得加油，你父亲在这上面就非常优秀。”
黄从匀不好意思道：“我父亲是教育家不代表他对我的教育就一定优秀。”
何希龄无奈：“他们最大的兴趣不是工业，而是商业贸易。据我所知，他们通过接收开设了各种贸易公司，如蒋夫人的中美实业公司，宋家的孚中公司，孔家的扬子建业公司，陈家的太平洋兴业公司等。这些投机的商业机构，几乎都设在上海，垄断国内外贸易，操控买办业务。如扬子建业公司从事外贸业务，推销美货，垄断了国内茶叶、猪鬃的出口。”
何希龄顿了顿：“银行资本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四大家族掌控着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通过这些金融组织，接收了大批金融机关及其财产，垄断了金融业。就能通过这些金融机构来套取外汇，高利放款来敛财。”
黄从匀：“那我们为何还与虎谋皮？”
何希龄静静地看着他：“你知道上一个说这话的是谁吗？”
黄从匀：“是谁？”
何希龄：“崔中石。”
黄从匀惊讶地合不上嘴。
魏若来与顾图南将上海接收的情况一一向华东城工部报告。
刘晓看到报告感慨道：“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声誉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对它充满了期盼。但在接收敌伪财产过程中，这个政府的官员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弄得民怨沸腾，民心尽失。而最高当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不做严肃认真的追查处理，却一门心思搞独裁打内战，加剧了国统区经济崩溃的速度，彻底站到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政权必然要被人民唾弃。”
刘晓又将情况进一步整理向党中央汇报，中央回电：“我们今后在解放上海，接收上海的时候，必须吸取国民党的教训，坚决不能搞财聚人散的“闹剧”，坚决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