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位卑未敢忘忧国
1939年5月日军占领了南昌，“银联”立即组织发动会众为难民老人儿童爱心募捐，劝募寒衣，国货义卖，节约救难，宣传抗日，激励军民斗志，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学联一直奉行“隐蔽精干”的原则，在“银联”的推动上也是如此，用统战方式赢得金融界管理层的合法认同和租界当局的注册许可，影响力倍增。
可是非营利性的群众俱乐部，经费成了一大难题。
这可难不倒顾培风，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与何木兰创造条件，先后开设了8种补习班：语文、英文、世界语、日文、俄文、新文字、银行会计、簿记以及11种研究会：银行实务、金融问题、社会问题、经济学、哲学、英文、图画、书法、金石、摄影、漫画还有6种体育活动：篮球、乒乓、网球、武术、游泳、弹子甚至2种座谈会：时事、文艺等来筹集资金。在群众文娱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同时还筹办了“中外假钞展览会”“慈善音乐大会”“国货义卖”“古今柬帖展览会”等，以特色服务吸收银钱业职员。
置身“孤岛”沉闷压抑的环境，正当的联谊活动可以消除各业界的隔阂，团结银钱业同仁，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沦陷区人民当“亡国奴”的屈辱，舒缓了高强度柜面工作带来的紧张压力，让银钱业人员从救亡图存事业及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奉献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
1939年5月5日，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
崔中石想过很多种自己或被逮捕或被羁押的场景，只是没想到最快来的是叶士钊。
他是来锄奸的。当然被“锄奸”前他有辩解的机会。
叶士钊是替重庆方面来问话的：“崔主任，上海央行军需跟物资配给借款出了很大亏空，相关人员王蒲臣前两年伏法了，马汉山逃到了上海。之前上海中央银行金库的账是你在管吧，有没有什么私情牵连，比如牵涉何希龄行长的。”
崔中石：“我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金库副主任，我回答的都是公事，不牵任何私情。”
“那就好。”叶士钊，“请说吧。”
崔中石：“国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几百万军队的军需当然都是由中央银行拨款，而五大城市的物资配给当然也是由中央银行借款。具体到上海，当然由中央银行拨款、借款。可是，中央银行只负责拔款、借款。给军队的拨款是直接按南京的要求拨给军事物资管理委员会，给城市物资的借款也是按照南京的要求直接借给民事物资调配委员会。至于从哪些渠道购买军需物资、民生物资，那都是两个委员会的事。中央银行不负责购买。不知道我回答清楚没有？”
“哦——”叶士钊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回答，却故意拖了一个长音，“这样说来，央行早就将该拨的款、该借的款都拨借到位了。因此无论是军需物资还是民生物资出现了侵吞或者是少拨甚至不拨的情况，都与你们央行无关。崔副主任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崔中石仍然站在那里，不卑不亢：“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必须再问一个问题了。”叶士钊说完这句突然加重了语气，
“钱该拨的已经拨出去了，该借的也已经借出去了，为什么账还要在你们央行走?”问到这里他紧盯着崔中石的眼。
崔中石的目光却始终望在叶士钊身上：“中央银行有明文规定，凡从本行拨出去和借出去的款项都必须在本行走账，以保证专款专用。”
叶士钊：“那你们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是不是都用在购买军需物资和民生物资上，是不是每一笔款的去向和使用在账上都有体现?”
崔中石：“我们有责任监督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尽量都用在专款专用上。”
叶士钊：“这我就听不懂了。崔副主任的意思到底是专款专用了还是专款没有专用?”
崔中石：“每个月都在拨款、借款，紧张的时候每天都在拨款、借款，而购买物资却需要解决诸如货源价格、交通运输等种种困难，因此有些账必须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叶士钊：“你在回避我的问题。”
崔中石：“我没有在回避你的问题，叶处长。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只能说如果你以上海央行经济犯罪的名义处决我，我不认罪；如果你以日伪华兴商业银行高级顾问的罪名处决我，我也不认罪。”
叶士钊也许是被那句“位卑未敢忘忧国”打动了，他收起枪：“崔主任，当时您真不应该下船，今天你的回答我会如实报告重庆方面，可是没有我其他人恐怕也不会放过你。”
崔宅
知道锄奸队来过，顾图南第一时间找到了崔中石：“掩护银联、掩护学联，都不是你的责任了，你也做不到。”顾图南放下手中的茶杯，“三天时间，把你经手的那些账册整理好，移交给我。随时准备撤离。”
“撤离?”崔中石一怔，“我经手的那些账册牵涉到国民党许多部门，十分复杂，移交给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候，你不能接手这些账册。”
顾图南盯着他：“担心我对付不了国民党那些人，还是担心那些账册经不起组织审查?”
“图南！”一向沉稳甚至显得文弱的崔中石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作为你单线领导的下级，请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向组织汇报。”
“什么话?”顾图南望了他好一阵子，“你说吧。”
崔中石：“为国民党中央银行走账，把那些本应该属于人民的钱一笔一笔地转到国民党贪腐官员口袋里去的那个人，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金库副主任崔中石，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崔中石。这样的事情，崔中石不做，国民党也会派别人去做。虽然我每一次做这些事都会有负罪感，那也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对人民的负罪感，而不是担心作为一名党员受到组织的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
顾图南心里震荡却表面平静：“不需向上级汇报，我现在就代表上级回答你。这几年来你跟国民党各个阶层交往的那些事，都是工作需要，都经得起组织审查，历史检验。你刚才的话，还有你这几年的工作，将来我都会书面写进你的档案。记住，到了延安，无论到哪个新的部门，都不要向新的上级做这样的解释。还有什么要求?”
“有。”崔中石又坐下了，“三天之内我无法整理好账册，无法撤离。请组织重新考虑让我撤离的决定。”
“组织不可能重新做出决定了。”顾图南站起来，“立刻整理账册，等我的通知，随时准备撤离。”再不商量，向门口走去。
“等等！”崔中石站了起来，喊住了他，“最后一个要求，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请组织尊重我的权利。”
顾图南站在门边：“简明扼要。”
“是。”崔中石走了过去，“请发展顾培风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我与他一起工作四年了，看着他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隐蔽战线的银行业从业者，我认为他的思想，他的品德，还有他的能力可以加入我党，我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顾图南回头打量着崔中石，终于开口了：“好。”
“图南，我们立个约定吧，若是我们三个有一天都到了延安，我们三个都穿上军装，在宝塔山下照个相!”崔中石说。
“好。”顾图南最后看了一眼崔中石跨过院门，“不要送了。”大步走了。
学联一直奉行“隐蔽精干”的原则，在“银联”的推动上也是如此，用统战方式赢得金融界管理层的合法认同和租界当局的注册许可，影响力倍增。
可是非营利性的群众俱乐部，经费成了一大难题。
这可难不倒顾培风，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与何木兰创造条件，先后开设了8种补习班：语文、英文、世界语、日文、俄文、新文字、银行会计、簿记以及11种研究会：银行实务、金融问题、社会问题、经济学、哲学、英文、图画、书法、金石、摄影、漫画还有6种体育活动：篮球、乒乓、网球、武术、游泳、弹子甚至2种座谈会：时事、文艺等来筹集资金。在群众文娱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同时还筹办了“中外假钞展览会”“慈善音乐大会”“国货义卖”“古今柬帖展览会”等，以特色服务吸收银钱业职员。
置身“孤岛”沉闷压抑的环境，正当的联谊活动可以消除各业界的隔阂，团结银钱业同仁，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沦陷区人民当“亡国奴”的屈辱，舒缓了高强度柜面工作带来的紧张压力，让银钱业人员从救亡图存事业及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奉献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
1939年5月5日，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
崔中石想过很多种自己或被逮捕或被羁押的场景，只是没想到最快来的是叶士钊。
他是来锄奸的。当然被“锄奸”前他有辩解的机会。
叶士钊是替重庆方面来问话的：“崔主任，上海央行军需跟物资配给借款出了很大亏空，相关人员王蒲臣前两年伏法了，马汉山逃到了上海。之前上海中央银行金库的账是你在管吧，有没有什么私情牵连，比如牵涉何希龄行长的。”
崔中石：“我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金库副主任，我回答的都是公事，不牵任何私情。”
“那就好。”叶士钊，“请说吧。”
崔中石：“国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几百万军队的军需当然都是由中央银行拨款，而五大城市的物资配给当然也是由中央银行借款。具体到上海，当然由中央银行拨款、借款。可是，中央银行只负责拔款、借款。给军队的拨款是直接按南京的要求拨给军事物资管理委员会，给城市物资的借款也是按照南京的要求直接借给民事物资调配委员会。至于从哪些渠道购买军需物资、民生物资，那都是两个委员会的事。中央银行不负责购买。不知道我回答清楚没有？”
“哦——”叶士钊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回答，却故意拖了一个长音，“这样说来，央行早就将该拨的款、该借的款都拨借到位了。因此无论是军需物资还是民生物资出现了侵吞或者是少拨甚至不拨的情况，都与你们央行无关。崔副主任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崔中石仍然站在那里，不卑不亢：“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必须再问一个问题了。”叶士钊说完这句突然加重了语气，
“钱该拨的已经拨出去了，该借的也已经借出去了，为什么账还要在你们央行走?”问到这里他紧盯着崔中石的眼。
崔中石的目光却始终望在叶士钊身上：“中央银行有明文规定，凡从本行拨出去和借出去的款项都必须在本行走账，以保证专款专用。”
叶士钊：“那你们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是不是都用在购买军需物资和民生物资上，是不是每一笔款的去向和使用在账上都有体现?”
崔中石：“我们有责任监督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尽量都用在专款专用上。”
叶士钊：“这我就听不懂了。崔副主任的意思到底是专款专用了还是专款没有专用?”
崔中石：“每个月都在拨款、借款，紧张的时候每天都在拨款、借款，而购买物资却需要解决诸如货源价格、交通运输等种种困难，因此有些账必须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叶士钊：“你在回避我的问题。”
崔中石：“我没有在回避你的问题，叶处长。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只能说如果你以上海央行经济犯罪的名义处决我，我不认罪；如果你以日伪华兴商业银行高级顾问的罪名处决我，我也不认罪。”
叶士钊也许是被那句“位卑未敢忘忧国”打动了，他收起枪：“崔主任，当时您真不应该下船，今天你的回答我会如实报告重庆方面，可是没有我其他人恐怕也不会放过你。”
崔宅
知道锄奸队来过，顾图南第一时间找到了崔中石：“掩护银联、掩护学联，都不是你的责任了，你也做不到。”顾图南放下手中的茶杯，“三天时间，把你经手的那些账册整理好，移交给我。随时准备撤离。”
“撤离?”崔中石一怔，“我经手的那些账册牵涉到国民党许多部门，十分复杂，移交给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候，你不能接手这些账册。”
顾图南盯着他：“担心我对付不了国民党那些人，还是担心那些账册经不起组织审查?”
“图南！”一向沉稳甚至显得文弱的崔中石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作为你单线领导的下级，请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向组织汇报。”
“什么话?”顾图南望了他好一阵子，“你说吧。”
崔中石：“为国民党中央银行走账，把那些本应该属于人民的钱一笔一笔地转到国民党贪腐官员口袋里去的那个人，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金库副主任崔中石，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崔中石。这样的事情，崔中石不做，国民党也会派别人去做。虽然我每一次做这些事都会有负罪感，那也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对人民的负罪感，而不是担心作为一名党员受到组织的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
顾图南心里震荡却表面平静：“不需向上级汇报，我现在就代表上级回答你。这几年来你跟国民党各个阶层交往的那些事，都是工作需要，都经得起组织审查，历史检验。你刚才的话，还有你这几年的工作，将来我都会书面写进你的档案。记住，到了延安，无论到哪个新的部门，都不要向新的上级做这样的解释。还有什么要求?”
“有。”崔中石又坐下了，“三天之内我无法整理好账册，无法撤离。请组织重新考虑让我撤离的决定。”
“组织不可能重新做出决定了。”顾图南站起来，“立刻整理账册，等我的通知，随时准备撤离。”再不商量，向门口走去。
“等等！”崔中石站了起来，喊住了他，“最后一个要求，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请组织尊重我的权利。”
顾图南站在门边：“简明扼要。”
“是。”崔中石走了过去，“请发展顾培风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我与他一起工作四年了，看着他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隐蔽战线的银行业从业者，我认为他的思想，他的品德，还有他的能力可以加入我党，我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顾图南回头打量着崔中石，终于开口了：“好。”
“图南，我们立个约定吧，若是我们三个有一天都到了延安，我们三个都穿上军装，在宝塔山下照个相!”崔中石说。
“好。”顾图南最后看了一眼崔中石跨过院门，“不要送了。”大步走了。